赵贞吉，明朝中后期的知名官员，出生于四川内江。自幼聪慧，他从六岁开始便坚持每日读书，勤奋学习，养成了扎实的学问基础。随着年岁的增长，他的才学渐渐在家乡流传开来，成为了当地有名的学者。赵贞吉尤其推崇王守仁的学说，并从中汲取了许多智慧。嘉靖十四年，他终于如愿以偿，考中了进士，并被选为庶吉士，之后被任命为翰林编修。
在那个时代，嘉靖皇帝迷恋道教修炼和炼丹术，许多方术士因此得到了重用。而赵贞吉看到了这种局面，心中不满。他上书请求皇帝更加重用正统儒士，以辅佐国家政治。然而，这封奏折引起了皇帝及当时朝中那些方术士的愤怒。赵贞吉深知自己可能因此遭遇不测，便主动向皇帝请假，返回家乡避风头。不久后，他便被提拔为中允，掌管司业事务。
就在此时，北方蒙古的俺答汗军队逼近京师，并派遣使者送来一封要求苛刻的信件，提出包括向中国通贡等荒唐的条件，这一事件便成为了历史上著名的“庚戌之变”。嘉靖皇帝急忙召集百官商讨对策。在朝堂上，赵贞吉毫不畏惧，振袖而起，慷慨陈词：“在京师城下与敌签订和约，《春秋》上认为这是耻辱之举。如果答应通贡，岂不是示弱？而且若是答应了这些要求，假如使者再提出更多的无理要求，我们该如何应对？”
展开剩余76%当时，朝中的权臣徐阶问赵贞吉：“既然你如此言辞激烈，难道你有好的主意？”赵贞吉答道：“当前最好的办法是请陛下亲自登上正殿，颁布诏书，自我批评。接着，记录周尚文的赫赫战功，以激励边关将领。此外，应释放沈东，通大臣之谏言，减轻对军队的处罚，增加战功奖励。”
嘉靖皇帝派宦官在朝堂内监视众臣，结果发现几乎所有人都沉默无言，唯有赵贞吉敢于直言。嘉靖皇帝对此深感欣赏，向严嵩说道：“赵贞吉的话很有道理，只是提及周尚文和沈东的事宜不太妥当。”随后，赵贞吉被召入左顺门，命他起草有关事宜，并迅速晋升为左谕德兼监察御史。与此同时，赵贞吉被赋予任务，前往各地军营传达皇帝的指令，还被授予五万两白金，用于慰劳将士。
然而，赵贞吉不久后因与严嵩发生冲突，遭遇了权臣的打压。严嵩因赵贞吉在拒见时训斥了其门下人，而将赵贞吉在诏书中削减了部分职权，并不派兵随行护卫。赵贞吉只得骑马前往各将领营地，依照诏书分发白金，慰劳士兵，并传达了嘉靖皇帝的指示。但他回朝后，嘉靖皇帝却勃然大怒，认为他没有提出合适的军事对策，便将其囚禁在皇家监狱，处以廷杖，并贬为荔波典史。
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赵贞吉逐渐恢复了职务，先后被任命为徽州通判，后升为南京吏部主事。嘉靖四十年，赵贞吉被任命为户部右侍郎。一次，朝廷计划派遣一位大臣前往蓟州监督军饷和军队操练，严嵩准备让赵贞吉去执行此任务，便召他前来饮酒商议。赵贞吉却表示，蓟州的军饷和民运早已有专人负责，若再增设一位官员，反而会增加麻烦，况且军队未能操练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军饷问题。严嵩对此表示不悦，最终放弃了这个提议。后来，严嵩请假回家，吏部任命了林应亮负责此事，而高拱则暗中指使张益弹劾赵贞吉。
不久后，赵贞吉和刘大宾因未能在户部工作中表现出色，被免去职务。然而，到了隆庆初年，赵贞吉被重新任命为礼部左侍郎，并开始负责掌管詹事府的事务。一次，隆庆皇帝前去太学视察时，赵贞吉因出色讲解《大禹谟》，获得了皇帝的极高评价，被任命为日讲官。
尽管年事已高，赵贞吉依然神采奕奕，步伐稳健，言辞充满气势，给人一种仪表堂堂的感觉，深得隆庆皇帝的赏识。很快，他被晋升为南京礼部尚书，并被召回继续担任经筵直讲。隆庆三年的秋天，他被任命为文渊阁大学士，参与朝中机密事务。
赵贞吉认为，禁军分为三大营，每营设有统帅，而如今让一人总督三大营兵力，实在是权力过于集中，难以控制。于是，他上书提出改革建议，建议将三大营分为五大营，并为每个营配备大将，以恢复早期的制度。尽管隆庆皇帝认为此建议有理，但兵部尚书霍冀等人并不赞同，认为强兵之道不在于改革兵制，而在于选拔有能力的将领。
与此同时，赵贞吉和高拱之间的权力斗争愈演愈烈。高拱通过自己的权力开始排除赵贞吉的支持者，而赵贞吉也通过相同的手段进行报复。两人之间的明争暗斗导致了朝中多达二十七位大臣的罢免。高拱借此机会策动张益弹劾赵贞吉，指控他平庸专横，并在考察过程中徇私舞弊。赵贞吉为自己辩护时表示：“我不过是因与高拱在考察问题上意见不合，才遭此打击。我所见高拱所作所为，实在有违陛下心意。”
最终，赵贞吉获得了退休的批准，而高拱继续掌控着朝中用人的大权。赵贞吉一生学识渊博，才能出众，但由于个性刚烈，常与他人发生冲突，最终被逐渐排挤出朝中。赵贞吉于万历四年三月逝世，享年六十九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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