🌬1879年，浙江巡抚谭钟麟喝多了，看府上丫鬟李氏身材婀娜，一时兴起抱回房，事后竟若无其事，置李氏于不顾。谁料，24年后，谭府上下没人敢看轻李氏。
光绪五年，浙江巡抚谭钟麟刚调任杭州不久，有回喝大了，酒席散场瞧见伺候的丫鬟李氏长得俊俏，趁着一股邪火把人拽进了房。
第二天醒来，谭钟麟跟没事人一样，该办公务办公务，该会客会客，连提都没再提这事，对他来说，这不过是任上的一个小插曲，对李氏来说，这是她整个余生的分界线。
李氏原本就是巡抚衙门里最普通的粗使丫头，端茶倒水扫地擦桌，处在整个食物链的最底端，那晚稀里糊涂失了清白，第二天还得照常干活。
厨房的婆子们背地里嚼舌根，账房先生拿眼角斜她，最要命的是没过多久，肚子显了怀，好在主母心善，安排了个偏院让她住下，这才没被唾沫星子淹死。
腊月里，李氏在柴房改成的产房中生下一个大胖小子，接生婆抱着孩子去前厅报喜，谭钟麟正跟师爷商量钱塘江堤坝的事。
听说是儿子，他倒也痛快，当场赐名“延闿”，还吩咐账房每月拨二两银子，但要说把李氏抬成姨娘，那是没有的事，她照旧住在后罩房，连上桌吃饭的资格都没有。
一个有了儿子的女人，在这座府邸里居然连张正经床榻都没有，这事放在今天听来简直荒谬，但在那时候，妾就是妾，李氏连生下庶长子的功劳都不足以让她跨越那道看不见的线。
更让她难受的不是物质的苦，而是尊严的荒漠，逢年过节她得给主母磕头，平日里要给各房太太请安，连厨房采买的婆子都能给她脸色看。
有回中秋家宴，她端着汤盆在门口候着，听见里头少爷小姐们说笑，自己儿子规规矩矩坐在末席，眼泪差点砸进汤里，但她从来不敢抱怨半句，生怕给儿子招灾惹祸。
李氏这辈子唯一做对了一件大事：把所有筹码押在了科举这台阶级电梯上。
儿子刚会说话，她就每天教他认字，谭延闿打小就机灵，三岁能背《三字经》，五岁会写大字，谭钟麟虽然不待见李氏，对这个庶出的儿子倒挺上心，专门从湖南老家请了位老举人当西席。
教书先生头回见到小延闿就惊着了——这孩子背书跟喝水似的，写起文章来笔走龙蛇，过两年，连省城来的学政大人都夸这是块读书的料。
李氏在儿子身上看到了唯一的出路，她每天天不亮就起来浆洗缝补，省下每一文钱买笔墨纸砚，晚上儿子在灯下读书，她就坐在旁边借着月光补衣裳。
谭延闿后来在回忆录里写过，看见娘亲半夜补衣的背影，他暗自发誓一定要争气，十二岁那年，谭延闿中了秀才，报喜的衙役把鞭炮从衙门大堂一路放到谭府门口。
那天晚上李氏破天荒被叫到前厅，主母赏了块绸缎料子，谭钟麟难得正眼瞧了她一回，可等宴席散了，该回柴房还是得回，连多添一床棉被的份例都没涨。
但这个家终究是变了，儿子每天晨昏定省之后总要绕道来看娘，把先生教的文章背给娘听，李氏听着那些半懂不懂的圣贤书，心里比吃了蜜还甜，她不识字，但她知道儿子读的每一个字都在把她从泥沼里往外拽。
光绪二十九年，经济特科放榜，谭延闿高中会元，全国读书人挤破头考出来的头名，消息传到谭府，谭钟麟正在书房练字，手一抖，上好的端砚摔了个粉碎——这碎的不只是一块砚，那是整个府邸等级秩序的一声闷响。
按朝廷规矩，中了进士要立匾额，族谱上得写生母姓氏，谭钟麟琢磨了半宿，终于发话让李氏搬进东跨院，逢年过节可以跟着主母接待女眷。
厨房每天变着花样送吃食，针线房赶着给做新衣裳，连看门的老头见着都弯腰喊“李太太”，有回主母房里的大丫鬟使唤李氏倒茶，正巧被路过的谭延闿撞见，第二天那丫鬟就被打发到庄子上种菜去了。
二十四年，那个1879年喝醉酒的巡抚大人绝不会想到，当年那个被他随意抱进房中的丫鬟，靠着一个儿子、一场科举，把整座府邸的规矩给翻了个底朝天。
李氏的后半辈子算是熬出了头，儿子出息，自己老了还能得个诰命，这在当年庶出妾室里算头一份，但比诰命更值钱的东西，她其实早就拿到了——一种不必再看任何人脸色的资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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